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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登自传《永久记录》|从爱国青年到泄密特工的骇客生涯

斯诺登自传《永久记录》|从爱国青年到泄密特工的骇客生涯

爱德华·斯诺登自传《永久记录》推出中文版。斯诺登少年时代经历了互联网的兴起,深受“骇客文化”的熏陶,大学毕业时恰逢“9·11事件”发生,他立志要报效祖国而成为了一名特工。在为国家安全局效力期间,他慢慢体会到情报机构的“全民监控系统”与民主价值之间的裂缝,而走上了“吹哨人”(Whistleblower,泄露政府或机构机密的人,又可称为泄密者)的道路。2013年,身为特工的斯诺登讲两份绝密资料交予英国《卫报》与美国《华盛顿邮报》,揭露出美国CIA以反恐为名,自2007年开始执行的代号为“棱镜”(PRISM)的绝密级网络监控项目,该项目通过与主流科技公司(包括微软、雅虎、谷歌、脸书、Youtube、Skype、苹果等公司)合作无孔不入地监控人们的通话记录、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及照片,美国境外客户及与国外人士通信的美国公民都是该计划允许的监听对象。“棱镜门”事件爆发后,全世界舆论哗然,斯诺登也不得不因此流亡莫斯科。

不过,如这本自传中所呈现的,斯诺登并非像阿桑奇一样以反政府为己任的无政府主义激进骇客,他是一个始终对民主制度与美国宪法抱有希望的“爱国骇客”,也正是出于相信民主制度,他才愿意挺身而出。如本文作者指出,斯诺登不断提醒美国读者们宪法的内容与价值,希望人们趁还能对话时讨论、思考他的所作所为,借由民主的制度使社会与政府在讨论中进步。在“骇客文化”中,“爱国”显得幼稚而丢脸,对民主制度、政府与宪法的信任也显得过分天真。他始终在挣扎之中,最终给出的面对这种监控社会的出路是公民掌握“加密”的技术。他深知

宣称自己因为没什么好藏的而不在乎隐私权,就像是在宣称自己无话可说所以不在乎言论自由。而两者在他看来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永久记录》中文版和英文版封面

骇客少年斯诺登

什么是永恒的?斯诺登用一个双关的书名“永恒记录”(Permanent Record),内地译作“永久记录”,巧妙地询问读者这看似太哲学的问题。“永恒记录”一词在书中只出现两次,一次在书的最开始,借由斯诺登的中学老师的谆谆教诲,告诉斯诺登他不注重的成绩会跟随他一辈子。另一次则是在他发现 NSA(美国国家安全局) 全面监控人民的系统时,形容美国政府的最终目的——保存每个人的一份永恒记录。

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Joseph Snowden)出生于 1983 年,北卡罗莱纳州。同年,也是全世界第一款具有 GUI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图形化使用者界面)的个人电脑——苹果电脑的 Lisa 正式上市。可以说,斯诺登的人生见证了个人电脑与互联网对社会造成的彻底改变。作为自美国建国以来都在为政府服务的家族的一份子,斯诺登的家庭还算富裕,也因此他能比那个年代许多人都更早接触到个人电脑,并在青少年时代就能拥有丰富的网络探险经验。只是在没有社交网站的当时,在网上探险比现在更多阻碍,且更加难以预料。

互联网就像魔法一样,让两个在地球两端的人能几乎无延迟的交流,而且能让人接触到这辈子从没看过的信息。若我们将自己抽离对网络理所当然的心态,回想第一次接触的样子,也不得不赞叹技术的力量。有很长一段时间,互联网是片待开拓的荒野。尤其在斯诺登的年代,能在网上找到什么、会遇到怎样的人,都是完全未知的;各式论坛的 IP 四散在各处等你去发掘、人们架设个人网站表达自己,而又因为当时的高门槛,使用网络交流的人都具备一些互联网与电脑知识,斯诺登也在这种环境下培养出对信息技术的了解,并受到互联网匿名文化的熏陶。

年纪轻轻的斯诺登成了一个“骇客”(hacker)。骇客并不是指刻意破坏或有目的地入侵他人电脑系统的人,“骇客文化”从上世纪 60 年代就随着电脑与互联网的出现兴起。去“骇”(hack)指的是创意地使用现有工具,使现有的系统做到本来人们不预期用它做到的事。在互联网世界的一切看来都刚萌芽、连发明这些工具的人,都没有把握它们有多大的潜力的时刻,如何“骇”出最有趣、最没人想到的功能,成了硬核互联网使用者们最津津乐道的事。 网络于是成了一片空白的画布,只要你有能力,人人都能画上一笔。年轻的互联网使用者就像参与美国建国一样,自由与平等从理想成了基础现实,网络不管、也管不着你的性别、宗教、族裔与年龄。像美国国父立宪般,网络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骇客宣言(Hacker’s Manisfesto)等知名文章在初代互联网居民中流传,不外乎在宣扬一个比国家更理想的存在:人人有权做任何事。在低成本的网络传输与高速的电脑计算下,人们在网上无尽地分享知识与意见、信息与档案,自由的局限仅是还未突破的技术门槛,这衍生出对智识能力的推崇,及对规则的鄙视——骇客之所以拥有更多的自由,来自他高人一等的智识能力;企业与政府想建立的规范,都是以迂腐的法律来阻止他们探索与创造。他们发觉自己处在、也意图维护一个没有人、政府或企业可以夺取自由的地方:一个无政府的乌托邦。

就像今天初接触互联网的青少年一样,斯诺登在网上寻找各式一般生活中看不到的信息,从修理家中物品的教学、电脑架构与程序设计相关的知识,到下载色情图片影片、与陌生人在论坛上匿名吵架,都占据了年轻的斯诺登大部分的光阴。他也用较为沉重的代价学到了,网络生活再有趣与理想,都不是生命的全部。可能是对网络的沉迷令人抽离现实,又或者是对现实的失望使我们投向网络的怀抱,对斯诺登来说可能两者皆是。在他于互联网世界遨游时,父母离婚、自己感染了单核白血球增多症、高中成绩一落千丈无法毕业。但靠着他在“玩”电脑的过程学会的丰富知识,他还是申请上了社区大学,借此脱离了令他痛苦的环境。

人生转折来得像电影桥段一般,在斯诺登看似走出阴霾、正将从大学毕业面对大好人生时,“9·11” 发生了。恐怖攻击像改变了美国一样改变了斯诺登。爱好自由的电脑“极客”(geek),成了一心想奉献的爱国青年。

爱国青年斯诺登

斯诺登的爱国之路并不顺遂。他在立志报效国家后,加入了陆军,而且靠 “9·11” 后为了快速革新、逐渐抛弃传统的军队体制,一入伍便加入了 18X 计划,若通过此计划,便能取得许多人经历数年军旅生涯才能得到的、加入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机会。但在培训过程中他遭遇意外,双腿粉碎性骨折,不得不放弃尚未开始的军旅生涯。

真的将斯诺登的才能放上正确位置的,是情报工作,各确切地说是 CIA (中央情报局)与 NSA (国家安全局)的合约工。合约工听起来是外包的简单工作,但斯诺登在名义上是合约工的期间,做过在日内瓦大使馆为美国间谍提供协助的技术人员、驻日美军基地的 NSA 系统管理员、夏威夷 NSA 基地的文件系统管理员,其工作内容的重要性相较于正规员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合约工不过是情报机构掩人耳目的一贯手法,用来绕过法律上对政府机构员工数量的限制,使这些人不需受国会监督,成为美国对全世界,甚至是对自己的国民都无法无天的最强后盾。

斯诺登走上了家族的老路,用自身的专业为政府服务。在个人主义当道的美国,爱国不仅是无条件的奉献,同时也是人生规划的一部分。斯诺登九岁时全家搬到的社区克莱夫顿( Crofton),就位在米德堡(Fort Meade)旁边,在这个区域有超过 12 万名政府机构的员工,分别属于 112 个政府机构。这个地区俨然是由公务员,主要是美国政府所培养的高技术人才所形成的社群,在这个社区中从同学到邻居,全家人都在极机密的情报机构工作,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这里的求职者就像世界各地追求事业发展的人们一样,会不断换到更理想的工作,而且自然会寻找他们一路深耕、最擅长的领域——政府情报产业。在这种环境下人们不轻易谈论政治,因为情报工作者就像军人一样,不论是谁当选总统,他们都要为政府服务,而谈论政治就像是在谈论自己的工作,甚至更严重地,表达出自己比较愿意为谁工作的意图。就算是秘密规划入侵中东国家的 CIA 情报员,在这个社区中也是和蔼可亲的邻居、球友或健身伙伴;就连最亲密的伴侣间也不知道对方是否正在参与会改变世界局势、造成数万死伤的秘密计划,毕竟法律不允许他们对任何人透露工作内容。情报工作需要,也鼓励他们过得像最“正常”的美国家庭,避免极端的行为与价值观。斯诺登说,这类工作的荣耀感不来自事迹被大众得知,而来自他们做完最惊人的工作后回到私人生活中,还能以一举一动说服身边每个人:他是属于他们的一份子,普通、和善、知足常乐。情报机构规范、“只是工作”的态度与合约工模式一同在鼓励他们对政治沉默,毕竟谈论政治就是在谈论工作,但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

要防范恐怖主义,建构一个能监控全民、甚至全世界的系统,对情报机构的吸引力不言而喻。若能掌握每个人的信息,想要调查任何人与组织的关系、甚至为谁安插罪名,都是轻而易举。甚至,美国根本不是第一个想到这么做的政府。斯诺登之所以开始调查是否存在这样的系统,只是在一次针对他国情报体系的内部研讨会上,基于“美国情报机构怎么可能不做一样的事”的念头,出于好奇才开始探索。当时他是 CIA 驻夏威夷的微软 SharePoint 系统管理员——简单来说负责管理全机构的简报与报告等文件,在充满机密文件的 NSA 中,就拥有了能窥探全美国最不可见人的计划的权力。虽然找到大量文件佐证,斯诺登仍不满意。为了验证这个系统的存在,他换到了下一份 NSA 在美国本土的工作,只为了一窥它的实际运作。

结果他找到了。NSA 中被称为 XKEYSCORE 的系统,就像是个人秘密的的搜索引擎,只要打入一个人的部分资料,如姓名、住址、甚至 IP 位置(每台装置在连上网时都会得到的编号,用于与网络上其它装置沟通,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上网可能会有不同的 IP 位置)、MAC 硬件位置(每台网络设备出厂时都会被标上的独一无二编号,可以用于辨认特定装置,无论何时在哪上网都一样),这个系统就能给你所有其它相关信息,从最详尽的信息纪录到他/她正在使用的电脑的镜头画面,都轻松落入 NSA 探员的掌握之中。这个系统的建制便是基于知名的棱镜计划(PRISM)——完全主导信息产业的美国企业几乎都与政府有合作关系。每个企业产品,从个人装置到线上服务,只要能连上互联网都被埋下了能给情报机构自由存取的后门。

在情报产业打滚的日子中他也意识到,他所热爱的那个互联网正在消失。在云端取代了个人电脑,人们将属于自己的资料都放在大企业的主机上而非自己保管时,已经自动放弃了所有权。人人以实名在同一个社群网站、遵守同一套使用者条款下发表的言论,也使互联网不再有以往探险的色彩。讽刺的是,连 NSA 内部都在向厂商洽询云端方案,把探员与机构内的资料放上别人的主机。可以说,人们自愿帮了情报机构一把,把自己的资料都放在他们唾手可及之处,当人们需要被保障的秘密都交由同一群人保管时,隐私早已不复存在。

这些发展都让斯诺登想像一个未来——在一举一动都被监控的社会,就是所有法律都被彻底执行的社会。但这不该是法律的目的,我们生活中充满了不那么应该被彻底执行的法规,小至闯红灯、不做资源回收,大至如斯诺登的泄密案、政治犯与良心犯,都需要有人为考量的空间,甚至可以说不重大的犯罪是使社会成长的潜在动力。在网上发表激进言论便是很好的例子,斯诺登便是在匿名网络上学会如何成长的:只有将言论拿出来被批评检验,人们才能学会面对自己的内心深处的黑暗。即使在匿名网络上的发言被批评得体无完肤,人们的自尊也不会因此受损,反而能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换上另一个身份重新出发;而在实名的环境任何有疑虑的想法都只会藏在心中。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是民主的直接体现:人人都能发声,让自己的想法被聆听与回应。斯诺登逐渐意识到情报机构与他所热爱的、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革命彻底矛盾:资料与历史不能定义一个人。若将任何一个人过去的所有言论都拿出来细细检视,绝对是充满矛盾与不堪的;唯有认知到人会成长、随时都在成长,社会才有一起进步的可能。

2011 年,本·拉登被美军击毙,从 “9·11 事件”至此的这十年象征了美国的反恐历史。当时因病在家休养的斯诺登回顾这十年为国奉献的人生,在举国狂欢中不得不面对令人不安的问题:世界更和平了吗?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美国对战俘的拷问与虐待还在持续,甚至伊斯兰国延续了基地组织的反美情绪而崛起,一切仿佛又要回到原点。斯诺登开始怀疑反恐计划的成效:美国政府发起越来越大的战争所带给人们的是和平,还是蒸蒸日上的战争产业?他自己年纪轻轻就能拥有的、由政府“赏赐”的富裕生活,似乎回答了他心中的疑问。

“9·11” 象征了美国情报体系的重大失败,因此激进又急迫的改革成了情报机构的第一要务。这也成了斯诺登与一票具有高超技术能力的骇客们进入情报机构的契机:正逢电脑与互联网技术急速成长,情报机构急需能分析与控制世界各地数字化信息的人才。在这之前,没有大学学位是几乎不可能循正规渠道进美国情报机构工作的,但这类人多不擅长、或不屑于正规教育,大概也是出于当时机构内缺乏对这类人系统的了解,才让斯诺登等人年纪轻轻就做上能掌握大量机密信息的重要工作。他们还太年轻,以至于还来不及放弃理想;而心中怀抱理想的人,不会轻易服膺于现实的丑陋。

各类媒体关注斯诺登“棱镜门”事件

“吹哨人”斯诺登

从二战后一举成为世界最大强权开始,美国也一并发展出世界上触脚最广、最深入、最复杂的情报体系。不断以前一次胜仗为蓝图,美国政府实践着这个原则——凝聚国内人民最快的方法,就是拥有一致需要对抗的敌人。从轴心国开始,苏联、朝鲜、越南、阿富汗、伊拉克,不论合理与否,都是“犯我美利坚,虽远必诛”的目标。若没有共同的敌人,就得制造一个出来。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将这个原则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在没有任何确切证据下,美军以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挂钩及具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为借口,侵略了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的政府。不但没及时消灭当时其实在巴基斯坦、与伊拉克关系不深的基地组织,更促成了伊斯兰国的崛起,为中东已经混乱的局势又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布什政府更将这次战争作为选举的最大资本,将“反恐”与共和党的执政挂勾,成功将人民的恐惧转为一张张选票。政府对恐怖主义所在意的,也许并不是人民多么的安全,而是如何巩固自身的权力,这时情报机构就是最上手的工具。

面对自己制造出的愈加庞大的敌人,更加庞大的情报工作便显得无可厚非。以“反恐”为理由,历任美国政府向国会索求的情报工作经费无限度地暴涨,斯诺登在书中用“勒索”来形容:只要在国会上搬出“国家安全”的大旗,再夸张、再不透明的预算都会被无条件通过。

情报工作可说是民主国家中最矛盾的政府行动,因为民主政府的一举一动须受到国民监督,与情报工作最强调的隐密性背道而驰。这一断裂在美国似乎曾经不成问题,人民还乐意以铺天盖地的小说、电影、电视剧作来强化这种神秘感、颂扬使国家伟大的秘密英雄,国族主义下对国家的崇拜使人民全然地相信军队与情报机构,不去细究神秘面纱下的丑陋秘密。这种民主与隐私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裂缝,使“吹哨人文化”(Whistleblower,泄露政府或机构的机密的人,又可称为“泄密人”)在情报机构中开始兴起。完全不受监督的机构象征着民主制度的破口,最后只能仰赖吹哨人以自己的人生前途作为赌注来施行最极端的民主——“吹哨人”将对错的判断与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了人民。若美国人民不屑一顾,“吹哨人”就接受政府的追杀、赔上自己的人生,而若其揭露的内容惊世骇俗,人民对政府的施压才有可能使吹哨人重拾尊严。

提到“吹哨人文化”就不得不提两名与斯诺登事件息息相关的知名人物: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与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阿桑奇是“骇客文化”下象征性的人物,他在少年时代就热衷于骇入政府与大企业的主机、揭露不为人知的秘密。后因创办了“恶名昭彰”的维基解密,泄漏了无数美国政府机密,而流落至英国的厄瓜多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一住就是五年。2019 年因厄瓜多新上任总统的不支持,放任英国警察闯入大使馆将其逮捕,于撰写此文时正被美国政府以间谍罪起诉,欲将其引渡回美国。

切尔西·曼宁可说是近年在斯诺登之前最知名的吹哨人,他在伊拉克战争担任情报分析师的期间接触到大量机密资料,后来将 40 万份有关伊拉克战争,及 9 万份关于阿富汗战争的机密文件交给维基解密,包含一段美军直升机误将两名路透社记者、数名阿富汗平民与儿童误认为敌人而开火的影片。美军在阿富汗误杀了至少数千名平民,包含数次对毫无威胁的村落、甚至婚礼庆典的大规模空袭,单次都造成上百平民与儿童的死亡。即使大部分都有影片纪录,却从来没有释出过。美军总是会避重就轻地发表“误判”声明,但看到真实影片的大众才能真的讨论与理解那些误判的严重性。曼宁公开的信息震撼了美国社会,却没能完全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最后他被联邦法院判处了 35 年的重刑,虽然在服刑 7 年后由奥巴马总统减刑,却在 2019 年因拒绝为美国政府控告维基解密一案作证,又被以藐视法庭罪判处 18 个月有期徒刑。

维基解密在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时期便扮演重要的角色,粉碎了美国人(至少一部分人)对政府的极端信赖。但曼宁之所以不被民众重视、仍被判下联邦罪最高刑期,一方面是因为维基解密一开始掩去了机密文件中无关乎公共利益的部分,而被质疑其真实性;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与媒体大动作地攻击曼宁本人,从性别认同、性倾向、精神问题到怀疑他提供的文件的真实性,试图塑造他受不了同侪霸凌、精神状况有问题而动机不纯的形象。吹哨人又再度证明隐私的重要性:当资料被掌握在他人手上时,仿佛任何人都能替你解释你是谁。

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斯诺登知道这次泄密要引起美国公民的重视,必须避免在第一时间被噤声,且必须先于美国政府透露自己的身分、发表声明——抢在解释自己的话语权被夺走前。

选择揭露的对象也十分重要。自曼宁之后维基解密一改惯例,将所有文件都毫无删减地释出。如此毫不留情的原则甚至置仍在敌国与战区的情报人员于巨大风险中。但这并非斯诺登所期望的,因此即使有纽约时报关于政府非法监听的报道被高层压下的先例,他仍选择将资料交给他信任的记者,由他们来筛选、整理、决定哪些机密信息是人民应该知道的。斯诺登与阿桑奇的微妙差异也被凸显出来,斯诺登在匿名泄露资料给记者时,曾使用一个暱称 Verax,这个字源自拉丁文,意思是总是说真话的人,其灵感来自阿桑奇骇客时期的暱称 Mendax,指总是说谎的人。斯诺登仍然相信民主制度,或者说美国民众会给予他公正的对待,他在泄密之余不忘为政府的运作着想,选择性地隐藏若公布了会对情报机构带来危害的信息。例如,他不在书中明确描述他如何将内部资料携出 NSA,以避免对 NSA 造成更大的伤害。不像阿桑奇对政府的极端不信任,斯诺登仍期待政府机构有机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他不断提醒美国读者们宪法的内容与价值,希望人们趁还能对话时讨论、思考他的所做所为,借由民主的制度使社会与政府在讨论中进步,就像他所热爱的互联网那般。

要避免在第一时间被捕,他必须与记者在国外见面。但是,他既不能去仍明显与美国有冲突的国家,以避免被描述成间谍或被当地政府当作与美国谈判的政治筹码,也不能去与美国有引渡条款的地区,甚至与五眼联盟(二战开始结盟的情报体系,包含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五个国家的情报机构)中的国家有引渡条款的盟国都得排除。

接下来的故事全世界都知道了:斯诺登在没有告知任何亲友的情况下独自飞到香港,将资料交给已经约好在当地见面的两组记者。在新闻开始蔓延、美国情报机构急迫地想找出泄密者身份时,斯诺登录制了一段声明影片告诉全世界:他是谁、做了什么、他的动机为何。

斯诺登的逃亡之路仿佛是现代国际局势的写照:几乎全世界的国家不是美国的伙伴就是敌人。欧洲所有以人权著称的国家也不得不在盟友美国面前低头。唯有南美洲几个在民主化浪潮后发展比较好的国家,有思想较为开明的总统,愿意庇护被美国追缉的政治犯,厄瓜多尔庇护阿桑奇便是一例。但他们仍无法与美国政府抗衡,最后允诺斯诺登政治庇护的玻利维亚总统,连其专机都被迫降落在奥地利搜索,只因为他们怀疑斯诺登就在飞机上。实际上当时斯诺登在正要转机前往玻利维亚时被美国宣告护照失效,而被困在美国政府绝不会希望他落脚的地点——莫斯科。其后在错综复杂的政治考量下斯诺登得到俄罗斯的难民签证,从此待在莫斯科至今。

结语

民主政府竟演变成监视与控制所有人民的极权政府,可以找到许多理由,想扮演上帝的情报机构、想巩固权力的政客、革新速度跟不上技术的法律,似乎能悲观地总结,当权者若掌握了科技发展就能为所欲为。但斯诺登并不绝望,因为科技不是当权者的专利,现在每个人口袋中的手机所拥有的计算能力,都比 NASA 当年发射太空梭时用的电脑高上数千倍,通过互联网人们分享各式知识与技术,于是有能力与当权者抗衡。其中最有力的工具就是加密,现代人能在手机上轻松完成用超级电脑也需耗上数万年的时间才能破解的加密。仿佛是天然的抗争工具,一个除了自己没人能解开的锁,可以锁住每个人最不想被知道的秘密。而斯诺登相信,只要够多人理解到隐私的重要性,我们仍能依此保护自己。当然,只要加密不被宣告违法的话——澳大利亚已经立法要求企业必须提供解密加密信息的方法给政府,只要是了解加密原理的人都会斥为无稽之谈,因为好的加密法不可能让使用者以外的人(就算是企业)有任何方法得知内容,这条法律变相宣告企业帮个人信息加密违法。

2013 年斯诺登第一次在全球新闻媒体露面就谈到自己最大的恐惧并不是被抓,而是即使他为了泄密逃难在外,过了数年这一切仍没有改变。从现在看来,的确这件事的关注度不如以往,情报机构的权力依旧不透明,甚至在“棱镜门”东窗事发后,反而多了许多大规模监控的支持者。但事情仍有缓缓进步,2015 年,美国参议院通过自由法案(USA Freedom Act),限制了情报机构对电话与网络通讯信息的搜集权限,必须像申请搜索票一样由法院审核后才能进行搜集。现在也越来越多网站与通讯软件将加密做为基本功能。HTTP 是全世界网站通用的协定,它规定了个人电脑上的浏览器与远端提供网页内容的主机如何沟通,以让网页呈现在电脑上。浏览器会提供其网络位置、要求的资料等信息,远端的网络主机再依这些请求给使用者提供内容。在 2014 年以前,这些信息在绝大多数的网站是没有加密的,也就是说在同一个网络上的任何人——例如,管理公众 WiFi 数据机的店家、网络电信业者、政府与其他有心侧录的人士,都能轻松得知一个人在网上的一举一动。而 2019 年,已经有 90% 以上的网站支援 HTTPS(S 取自 Secure,也就是有加密的 HTTP)。这除了要归功于许多致力推广、开发相关工具的人,也一部分出自互联网使用者对隐私的逐渐重视,这些也许都可以追溯到斯诺登的公开发声。公众讨论的过程不会造成短时间、决断性的影响,但会在众人心中渐渐发酵,时至今日,都能在各处看到事件留下的痕迹。

曾是无政府主义的骇客,又曾爱国到想加入特种部队(斯诺登本人十分后悔),到现在仍为政府的存续着想,如此矛盾又暧昧的思维,其实展现出斯诺登非常人性的一面。至今常见的激进的以无政府为理想的骇客,几乎都是从小骇到大的,他们从不信任权威,更不会做出爱国这种“丢脸”的行为。对他们来说,斯诺登这种对民主制度与宪法的信任天真至极。相信现有制度能选出正直的统治者就像相信掌权者会自动放弃权力一样天真。骇客们以自认高于常人、尤其高于统治者的智识能力自豪,就像《骇客宣言》的结尾说的:“是的,我是个罪犯。我的罪是好奇心。我的罪是以一个人的所说所想评价他,而非他们看起来的样子。我的罪是聪明过你,一件你永远不会原谅我的事。”

代表阿桑奇的Mendax(总是说谎的人)一词也许很恰当地形容这种思维:现在一般人太过难以相信,因此要对一切说谎,不透露任何身份。大众只会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永远不知道他们是谁。

斯诺登其实也知道自己的信念非常天真。但这可能出自他对平凡生活的眷恋,他还是爱他的家人与女友,即使他们可能不认同他的行为。他想保护这些人与他们所在意的生活,而不要做出太激烈的改变。他描述自己最后做了“信仰的一跃”:他因为不知道要相信谁,最终只能相信所有人,他相信人们会为他辩护,就像他为了人们的美好生活挺身而出一样。

从字里行间能看出斯诺登也不断在怀疑自己,大规模监控是不是真的这么糟?泄密前他曾试着在不透露太多信息的情况下与外人讨论这个话题,却时常得到冷漠的回应。当大众其实并不在意被监控时,值得为了揭露真相而牺牲在家乡的富裕生活吗?斯诺登很清楚,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会直接被伤害,但宣称自己因为没什么好藏的而不在乎隐私权,就像是在宣称自己无话可说所以不在乎言论自由:而隐私权和言论自由都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就算它们的存在造成些微的不确定性,那些虽无伤大雅,但现在被视为过于激进、难以被大众接受的想法,正是在这样的夹缝中才得以生存,等着在人们准备好的那一天进入讨论,成为社会成长茁壮的养分——没有永恒的稳定社会,没有达成这样社会的永恒律法,人们永远在科技与自我的进步间拉扯,往更美好的社会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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